心里的绿地

死 胡 同

---论晋商制度并无汲取的必要

内容摘要：《乔家字号：一组高度耦合的企业制度安排》一文从现代管理学意义上分析了乔家字号的高度自洽制度、身股制、终身聘任等等管理方式，并力求从耦合理论证明起合理性。笔者在认真拜读和分析的基础上，从社会学历史观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浅见：主要是认为分析历史事件，应该结合当时的实际史实，而不应独立的为分析事件而分析事件。

关键词：  乔家字号    家文化    时代背景

考察一个企业的制度不能仅从制度本身去讨论它的优劣，而应将其列入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中来分析。在《乔家字号：一组高度耦合的企业制度安排》一文中，作者显然忽略了晋商存在的文化背景这样一个系统环境，仅以单向的分析手段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

一、       高度自洽的制度系统

而在《乔家字号：一组高度耦合的企业制度安排》的作者看来，晋商制度是一个以两权高度分离为核心，并辅助其他多种制度耦合的一个系统，表面看来确实如此。在确立了两权高度分离的制度核心时，为了避免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晋商不得不设置“本地人策略”、“身股制”等予以约束。而结合当时历史实际来看，笔者认为晋商的制度并不是这种作者认为的有意为之行为，换句话说更应该是一种天然而足的制度。中国是一个“家国”，而中国的文化也是一种“家文化”，晋商生长于这样一个文化系统中，他的制度自觉不自觉的地都会受到“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带有“家文化”的色彩。晋商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家族式的管理，正如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一样，“本地人策略”不过是家族管理的一种自然表现而已，“身股制”更是妄图将员工纳入这个“大家庭”之中的一种手段而已，它并不具备西方式的“股份制”的原始意义，即使在后果与表现上相似，但仅仅是似是而非。

而这种高度自洽的制度本身也是有着重要障碍。首先，高度自洽也意味着一种高稳定性，它在企业制度创新方面会有许多矛盾，无论你变动制度中的哪一项，都难以取得什么积极效果。其次，在这种制度中，很难产生文化的边缘人，员工在这个环境中会是文化的中心人物。当一个企业的文化没有边缘文化的冲击时，那么它的创新能力就会严重受阻。而晋商的“本地人策略”、“终身制”等恰恰就消灭了这种边缘文化，仅仅创造出了“稳定”，一种甚至是多余的“稳定”。从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够“稳定”了，所缺的是一种冲击，一种新的边缘文化。

二、       对冒险行为的机制约束

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中国自来是缺少冒险家的，因此，晋商也不会煞费苦心地去设计那么多的制度来约束经营者的冒险行为。晋商企业的“身股制”、“长期雇佣”等策略并不是针对于此而设计的，虽然客观上也起到了约束冒险行为的作用。这些策略的原始用意是为了让员工对企业负起责任，将他们纳入这个“家庭”之中，使员工有一种为家而奋斗的感觉。在中国人心中，“家”是一切价值的最终归宿地，“家”以外的那些事情似乎就用不着那么拼命了。中国的那些皇帝都明白这一点，因此把民众说成了“子民”，精明的晋商肯定不会不懂这里面的玄机。晋商在“号规”中就制定了许许多多的条款，逼着员工不要不顾“小家”，不顾企业这个“大家”的。

三、       内部晋升的弊端

《乔家字号：一组高度耦合的企业制度安排》的作者认为，晋商的内部晋升制度带来的弊端之一就是导致员工之间的不合作。作者没有考虑的问题是，在中国文化中，本来就只有“合”而没有“合作”。英国有句谚语是，“一个英国人是个书呆子，两个英国人就是有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就是一个帝国。”咱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话，不过是这样的，“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我们的图腾崇拜是龙，每个中国人作为独立的个体都可称之为龙，而两个中国龙在一起就会变成虫了（在此，笔者有必要解释一下，所谓的“龙”与“虫”仅是笔者对历史的一点自解，是对中国国民性的一点认识，并不代表贬义，相反，是对自身的一种反省）。龙的心高气傲决定了他们之间只有“两龙相争”，“一水不容而龙”，而不可能有两只龙握着手合作的。而《乔家字号：一组高度耦合的企业制度安排》的作者认为的那些晋商为了规避“不合作”的策略更是“意在沛公”。晋商将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分配到几个不同的经营单位等手段并不是为了防止“不合作”，因为就没有合作。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防止更为严重的“内耗”，防止那两只龙别“打起来”，只是为了保全那一点“可贵的和气”。

四、       高效

晋商企业确实是一个高效运营的组织，而这个“高效”是不是真由它的“高度自洽的耦合制度”带来的，笔者就又要打上一个问号了。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晋商企业的优势并不只是它自身的优势，只是大的文化环境带来的优势，并非系统优势。它的劣势也不只是制度自身的劣势，也有着非系统劣势。不可否认，晋商之所以在全国商界脱颖而出，高效持久，自有其自身长处，但是这种优势也是建立在那种文化背景上的优势，是全社会的低效率中的比较高效，离开了那个环境，晋商也就无从“高效”了。

五、       结论

晋商是中国“农业家庭文化”中培育出来的佼佼者，明末清初的晋商及晋商制度同中国的封建君主制一样，在这个时代发展到了制度的成熟阶段。但他们只是农业制度的成熟与辉煌，而不是一种新的境界，同西方的不成熟的资本制度相比，它甚至都没有比较优势。在这个圆满的制度里，一切都已高度自洽，来不得半点变动，更何况发展。晋商的企业文化知识是与人联系在一起的，更像是修行者所具备的境界，人去楼空。知识没有积累，也就不能聚少成多，形成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就像一池子的水，只有挥发的，没有补充的，最多保的不挥发干净，而想把池子变成湖泊就怎么也不可以的，因此说，晋商最后的路必然是一条死胡同，中国不变，世界会变的，让我们现在去继承这样的一池子水，怎么养出大鱼？怎么游过太平洋了？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农业社会”正向“工业社会”变，虽然文化有其滞后性，晋商制度就是在现在也有其适用性，但不表示我们就要去肯定它，去学它，继承它。文化创造企业，企业也创造文化。让我们现在的企业穿着“西装”去行“跪礼”必然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向前进，这于整个社会不利。再者，晋商有的优势，西方也有，连晋商制度里没有的优势人家也有，而且还写的清清楚楚。我们又何必花那么大的工夫去“考古”，最后只能证明我们“五千年古国古”，“洋人的玩意儿我们祖宗八代就有了！”笔者这么说并不是让我们去全盘西化，遇到人就说“Good Morning”，而是让我们尽量去学西方，不要畏畏缩缩的，舍不的这个丢不得那个，搞到最后真的会变成“邯郸学步”了，我们的文化中要是真有什么好东西是不会怕西化的，也是西化不了的！

金刚怒目的儒家文化

内容摘要：当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激烈的转型期，各种西方文化的涌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由此也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掀起了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争论。在此，我只想通过阐述本人关于中国社会思想道德的结构认识，以及对于转型期中国文化的自我改良的一些浅见，来表达一个普通大学生对国事的关心，也算是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种呼吁！

关键词：认识中国文化        剖析中国文化        改造中国文化

一、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结构之我见

中国不是一个儒家社会，但是儒家文化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中国文化具有多元化格局，道、墨、儒、释等各种血液深深流淌在中国人的身上。这是一种相当稳定的文化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占据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主导。但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使我们的文化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扭曲。中国文化的功利式的柔性成分增多，而刚性成分减少了（这可以说古已有之，只不过现在这种功利性更浓了点）。另一方面，我们文化里合乎道德的成分淡化了。我们知道，道德有知识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为了生命的存在，知识不是使人类幸福的唯一途径，而必须合乎道德的标准。我们现在在这里讨论儒家文化，目的也就是唤醒人们对于这两点的认识。

不过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中国文化总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她实在是太博大精深，我们也只能粗略的走马观花而已。文化是人的文化，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塑造人，文化的特征必然要落在人的身上。我们在这里只看两个典型的中国人，他们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格局。

第一个要认识的，便是金庸先生笔下的韦小宝，虽然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他确实是一个中国人的“集大成者”，在任何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或许多多少少的有一点小宝的影子。他拥有了中国人的绝大部分的素质，通过他来观察中国人不失为一个简便的法子。但是对小宝我们又很难一口说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道德标准是基于零点的，你很难说他是对还是错，一切都只为了生存。他有时忠，有时不忠；有时孝，有时不孝；有时义，有时也出卖朋友；有时信，有时也耍无赖；有时勇，有时也怕死……他是一直不把人生当戏台来过的（你是不是也这样？也许），心里衡量着成为大英雄（这是他的理想角色），但这与现实社会的功利碰到一起时，便造成了这种行为上的扭曲。

如果拿儒家的东西来框他的话，除了仅有点“五常”遗留外，他就是个彻底的儒家叛逆者。用道家的眼光看，他到是挺合这个味口的。甚至他最后也选择了归隐，完全的一种出世的心态。当然归隐时也开了好几家“怡春院”。这便有了明显的墨家功利色彩了。当然，看过韦小宝的人对于我的分析自可明白了，如果没看过的话，我忽略了几段小宝事迹如下，各位自可参译。

他一生所遇名师不少，学会武功却不多。只有“救命三招”和逃跑用的“神形百变”而已。这和现代大学生差不多，就考试时老师划点范围一背了事，功利极也！

他为救朋友茅十八，各方面“打点”了不少银子。这时有一段心理描述，说要真为了这个茅十八搭上全部家当他还肯吗？未必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难题？

他一生经历的危险也不少，但总是能逢凶化吉。除了马屁工夫了得，善于逃跑，揣测人心外，及时的跪地求饶、哭爹骂娘也是必要的。这或许就是中国人的以柔克刚吧！一个人可以，但一个民族也能这样吗？

当然他还有很多其他中国人的素质，但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且在此不在详述了。

而另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脊梁式的人物了，他便是司马迁。虽然他自己不承认是儒家的，但我还要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儒生。关于他的事迹，在《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中略有记载。在此我们只提一件，那就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李陵案”。当时李陵兵败匈奴而臣服异族，朝野震怒，刑其家人。司马迁仗义直言，为其辩解，因而获罪入狱。当时“仆与李陵素非能善也……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司马迁但是与李陵并没有很亲密的关系，完全出于对真相的执着，才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却“为天下人观笑”，真是“悲夫！悲夫！”象这样的铮铮男儿在中国总是少的，每次外族入侵，举国上下龟缩畏惧便是明证！辛而总是在这个历史关头才有几个“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人出来。正是儒家文化为我们民族注入了这种刚性文化，使我们有着一种韧劲延续几千年而不灭。而当我们每次高喊“打倒孔家店”时，并不是处于对儒学的清醒认识，反倒是一种集体理性缺失的盲动，真是让民族感到“悲夫！悲夫！”

二、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需要改良

我们的国家正在转型，对于这个“忧患实多”的民族来说，我们一定要自强！自强须改造，改造就要从根本处着手，改造我们的文化，改造我们的民族精神。而改造它就要先了解它，爱护它，保存它。古往今来，多少民族丢了他们宝贵的文化产品，不知爱惜，而轻易放弃。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礼教和风俗是自有的典籍和艺术的田地中发育的，外来的理想和信仰只能当作一种辅助材料，却不可舍己随人。民族灭亡是一个内因，是先舍弃自己的文化，由此自己的礼俗也随着丧失。这样一代一代自行摧残，民族的特性和特色也就逐渐消灭，最终连自己的生存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我们的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是一种“家产制”的“差序格局”。中国的伦理道德大都便从这“家”中来。有“家”中的“孝”而生“善”，再由“善己”而“善人”。道、墨诸家便是这种田园里的文化。而儒家思想实际是孔子根据畜猎社会的道德融会现实农业社会状况“述”的（当然是早期儒家）。所以说儒家文化有相当一部分不属于这个农业社会，而是一种草原上的文化。这一点与西方颇为相近。鲁迅先生说，中国人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教士、和尚而独独喜欢道士是有道理的。但是单纯的农业文化太偏柔性，不利于一个民族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需要加入一种刚性血液去调剂它，中国古代有一段时间就做的很好，但是后来，刚性被慢慢磨掉了。

当然，改造我们的文化不仅仅靠自身的改良，还要有“文化入侵”。达尔文在《进化论》中写到了一个“物种入侵”，即当一种生物进入另一生物生存环境的状况，这种入侵必然对当地的土著物种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土著物种的进化，使之更加适应自然环境。文化也该如此，只有不断接受各种文化价值的冲击，才能更好的发展下去，否则就象澳洲的大袋鼠和鸭嘴兽了。

三、在其他文化中寻找我们需要的

对于西方文化，通过对比，也许能够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对于文化的最高范畴，莫过于“真、善、美”了。古希腊人以真为美，有美而求善。这一点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是由善而美，至于“真”倒在其次。所以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孔子就说“直而不知礼，刻薄至也”。却不论这两个价值观哪个好，但它们确实为我们各自的成长带来了不同的巨大的影响。此后西方人更重视外部世界的探索，而我们更内部精神的研究。西方更注重事实的客观性，而我们则把人生当戏台，在面子文化里逃不出来。

另外，西方人“为学问而学问”多一点，我们则更“经世致用”一点了。“经世致用”并没有不好，但做的过了，问题就多了。比如说大学里吧，用的着的就学，“用不着”的就不学，这是一种很功利的想法，迟早会搞的“营养不良”，影响身体健康的。说到这里，我有想起了孔子的一句话，现在想来，确实发人深省，“国使民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尤其个可以太功利！

中国人从近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开始“自强”，从学西方器械开始，到学制度，学思想，学文化，但是光是学是不行的。我们的民族长存几千年是有道理的，我们借鉴西方认识到自己不足，我们更该保留自己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毕竟自己妈妈做的饭吃的才舒服。我们的毛病现在很多，我们要治病，先得让自己有了造血的功能。我们要有“勇”气，人总要有骨头才可以站的起来。我们要求真，我们不能太功利。只有这样，先做到这些，其他的毛病才能改好，我们讨论儒家文化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天凉好个秋

真的很久没有涂鸦了，当突然收到老同学让我给他写信的要求时，我猛的忆起原来除了手机，我们还有另一种联系方式—信笺！今天的我们已渐渐的习惯了用短信去问候对方，按键文字代替了过去白纸黑字的热血文字。当我真正拿起纸和笔，我又找到了失去已久的热情和情趣，索性就将心中的万千思绪道个淋漓尽致。

天外面下着大连少有的绵绵细雨，时时迎面而来的大风真的让人想起了家乡的秋季，萧杀、清静、悠悠，一种繁华一世后归于尘土的平静。无论是春日娇艳无比的百花，还是夏日翠绿欲滴的绿叶，都会被秋风毫不费力的带走。曾经的光彩无限已一去不返，落红化为春泥，绿叶终需归根。这或许就是天命吧，一如人生，生、老、病、死，没有一个人能走出这种循环，我不能,你不能,大家都不能,但不正是这种循环才让我们懂得了人生的可贵,才让我们学会"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追求中"吗!

    或许是悲秋，也或许是触景伤情吧，尤其是听着许多经典但伤感的老歌，《梅花三弄》、《再回首》、《千年等一回》……当悠扬的歌声缓缓淌入我疲惫的心田之时，我的思想很自然,很恬适的跟随着动人的旋律飘到了遥远的过去与未来。回想自己生活过的这二十年，有过甜蜜，从小在一片纯朴、挚诚的亲情中长大；有过酸涩，也曾委屈的默默对着长空落泪；有过懵懂，对世事充满好奇，不止一次的错把坏人当英雄，也曾因不谙世事而犯下许多大错；更有过辉煌，高中以前我一直是学校中的佼佼者，成绩第一、体育第一，我始终赢得比别人更多的关注和喝彩……然而进入大学，进入这个遥远、陌生的城市，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我忽然变的彷徨，变的胸无大志，因为我常为自己改变志向，而变成了无志之人；又越来越爱幻想，总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也越来越接受现实，学习不佳，各方面都表现平平，甚至有些自卑。对我而言，经过重重艰难来到大学，在这样一个看似轻松自在却时时暗含危机的环境中，我竟一下子不知所措，甚至还造成了“挂科”的残局。原来大学不是人间天堂，它仍需要我用勤奋和智慧去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

天气逐渐变凉了，我知道这场雨之后大连就会真正迎来秋天了，接着就是冬天了，也就是说我将迎来在大连度过的第二个冬季……

   “路漫漫其修远兮”，人生路同样的修远而坎坷，在一程一程的摸索中，我们静静的前进着，成长着。而大学的一程无疑将是人生中积累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历程。虽然我在大学一开始不是成功的，但我相信四年足以让我去弥补、充实这段人生，“吾将上下而求所”!

关于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经济

发展的调查报告

  摘要：近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而且现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工业的振兴可以带动经济的增长，农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工业的振兴。农业和工业只有齐头并进才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和谐发展。为了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东北农业是否准备好了呢？为了进一步了解，我们社会学系在暑期一行七人对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作了相关的调查。本文介绍了他们解决“三农”的一些经验，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的观点和措施。

  关键词：机械化    产业化   农、工结合   优化劳动力结构

“民以食为天”，广大农村担负着为从事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提供粮食的重任，民为国之根，农为民之本，农村稳则天下稳。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重视农村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早已说明了一个恒古不变的真理，在我国的国情下，农民永远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三农”问题的解决已关系到中国是否可以在21世纪更好的稳步向前发展。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不光需要国家政策和经济扶持，更多的还是需要农民自己寻找出路。

一、     铁岭市总体农业发展信息：

    铁岭地处辽宁省北部，松辽平原中段。南与沈阳市毗邻，北与吉林省四平市相连，东与抚顺市为邻，西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下辖银州、清河二个区，开原、调兵山二个县级市，昌图、铁岭、西丰三个县及铁岭经济开发区。共有89个乡镇，1502个村。境内居住汉、朝鲜、满、回、蒙等31个民族，总人口30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07万人（60. 3万户），农村劳动力71.1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地区。
     铁岭市区域面积1.3万平方公里，自然概况大体为"四山一水四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东部山区为长白山余脉，野生动植物繁多；中部为松辽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是主要产粮区，盛产玉米、水稻、大豆等农作物；西部地处科尔沁草原南缘，盛产花生、杂粮、烤烟、甜菜等经济作物。土壤呈较为明显的水平地带性分布，土壤种类繁多，其中棕壤、草甸土和风沙土是主要土类。
     铁岭位于东经123°27′--125°06′，北纬41°59′--43°29′，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总的特点是：冬季寒冷漫长，夏季炎热多雨。全市热量充足，太阳年辐射量130~140千卡/平方厘米，全年日照2700小时左右，平均气温约7.6℃，最低气温-34℃，最高气温37.6℃，大于10℃活动积温3256℃，无霜期150天左右。全市降水东多西少，平均降水量为700毫米左右，降雨多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份，约占全年降水量的64%，雨热同季，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
     水利资源东富西贫，分布不均，境内多季节性河流，水位随季节变化，十分显著。境内有水域9.7万顷，辽河纵贯全市，大小河流87条，构成了以辽河为主干的纵横交错的辽河水系。其中辽河、柴河、寇河等流域面积在百平方公里以上。全市水资源总量31亿立方米。现有大中小型水库96座，总库容38亿立方米，控制总面积6395平方公里。清河、柴河、榛子岭、南城子四大水库分缀铁岭的东部山区。其中清河水库是辽宁省三大水库之一，设计库容为9.71亿立方米。全市已形成具有蓄水、拦洪、泄洪、排灌、发电、养殖等多功能的水利工程体系。
     铁岭是闻名全国的“国家粮食主产区”，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素有"辽北粮仓"之称。全市现有耕地650万亩，正常年景粮食产量250万吨以上，占全省的六分之一，商品量占全省的四分之一。玉米出口量占全省三分之一。粮食作物的主栽品种为玉米、水稻、大豆。昌图县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年粮食总产在150万吨以上。
     2004年全市农作物的播种面积477066公顷，其中粮食作物面积377855公顷。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中：玉米273125公顷，水稻52316公顷，小麦2295公顷，高粱3941公顷，大豆27966公顷。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99211公顷。非粮食作物面积中：油料28149公顷，蔬菜面积48016公顷。
     2004年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市粮食总产量317.04万吨，比上年增长64.3万吨，增长25.5%。其中：水稻总产量38.5万吨。小麦总产量0.4万吨。玉米总产量255.9万吨。大豆总产量7.9万吨。
     铁岭是辽宁重要的畜禽产品生产基地，2004年畜牧业生产总值63.7亿元。全年牛饲养量148万头，存栏66.1万头，其中，奶牛饲养量3.5万头；羊饲养量68.0万只，存栏35.7万只；猪饲养量385.6万头，存栏136.7万头；家禽饲养量9999万只。全年肉类总产量48.3万吨，比上年增长11.3%。其中，猪牛羊肉产量35.0万吨，增长14.8%；禽肉产量12.8万吨，增长3.2%。牛奶产量6.7万吨，增长55.8%。
     铁岭林业资源丰富。我市有林用地518167.7公顷，森林覆盖率32.8%.。活立木蓄积量19783816立方米。2004年全市完成人工造林16900公顷，植树6517万株。
     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截止2004年末，全市共有乡镇企业102122家，其中：集体355家，私营企业1000家，个体独资企业8678家，从业人员356688人。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62.7亿元，年工资总额14.0亿元。2004年实现总产值32.3亿元，营业收入29.3亿元，利润19.1亿元，上缴税金3.1亿元。
     农业科技不断进步。全市拥有各类农业科研、推广机构596个，科技人员2700余人。全市在扩大已有农业优良品种覆盖面的基础上，重点进行了农业新品种的选育、引进和推广，先后引进各类农业新品种50多个。重点推广了水稻无纺育苗、山野菜归圃栽培、牧草种植加工、农机保护性耕作等种养业实用新技术30多项。目前，全市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0%以上。蔬菜品种基本实现了良种化。农业科研攻关和新品选育工作也取得了新进展。
     农民生活不断改善，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农村小康评价标准计算，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家庭已基本上实现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历史性跨越。农村经济结构实现新突破。种植业基本形成了“一带五区”和“六大基地”优势农产品区域化新格局。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水平明显提高。
     2004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0.2亿元（现价），其中：农业产值70.5亿元（现价）；林业产值3.9亿元（现价）；牧业产值64亿元（现价），渔业产值1.3亿元（现价）。
     随着我市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特别是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农村改革的稳步推进，铁岭农业不断向前发展，正逐步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迈进。

二、     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农业区位概况：

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位于铁岭市市区近郊，辖区总面积近8000亩，其中可用作耕地面积不足5000亩，实际用作耕作4700亩，村内现有登记人口1457人，共计502户。据这些数据可以大体估算出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的农业生产情况。具体就是该村平均每人占地3亩，每户平均占地10亩。作为现代生产力条件下的农村来说，这些土地只要能有效利用，温饱完全可以解决。铁岭市的地形主要为半丘陵地带，铁岭市市区为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的主要经济腹地，该村不仅可以向市区输送农产品，也可适时向市区输送一批闲置劳动力，这样便有效解决了市场的难题，同时也解决了绝大多数临时闲散劳动力的配置。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主要经济腹地的铁岭市两个市区直辖区，交通便利，不仅有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还有纵贯南北的哈大线。这些便捷的交通条件，也为铁岭市吸引外资，创办各种中小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为铁岭市近郊几个村庄的劳动力输出提供了容纳地。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主要是从事商品粮生产。2004年商品粮生产总收益达350万，综合各种收入，包括商品粮以外的养殖业收入，该村人均收入在2004年已达3900元，基本达到了国家的小康水平。

三、     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经济的发展概况：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国家近几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第二大产业，发展到现在已有了“工业化”的雏形。东北工业起步早，基础好，条件优越，但由于长期的畸形利用，形成了不合理的工业结构。在响应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同时，就不得不将“振兴东北农业”也提上必要的工作日程。因为中国当代基本国情下，只有经营好了作为第一大产业的农业，解决了国民的温饱，才有可能更好的为工业的振兴提供基础。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对于中国而言，“根本”和“源泉”就是农业。农民增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靠天吃饭”是几千年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唯一的谋生手段。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的情况就更加突出，这里虽紧邻辽河流域，但由于半丘陵地带的影响，此处严重缺水。虽然在该村村委的带领下开通了一条引水沟，但由于源头水量不足，这条引水沟也常年处于干涸状态，根本无法满足农业用水。并且当地的日常用水也相当的缺乏。当雨量充足的年份，农业生产可以顺利进行，农民可以得到较大收益，但如果出现常年不下雨的情况，农田就几乎无法管理，作物生长也只能听天由命了。而且在传统农业的耕作中，也存在许多降低农田生产力的情况，使4700亩的土地也在逐渐遭到遗弃。在世界经济进入新阶段以后，中国农业也进入了新的阶段。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的农业也受到了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受到了更大的压力。目前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存在的突出问题是：（1）由于地形限制，无法实现农业的大规模机械化；（2）农民传统观念陈旧，农业生产艰苦，无法吸引和留住农业技术等方面的优秀人才；（3）土地资源有限，很难有更高发展；（4）自我不会积极寻求市场，导致所种作物无法及时跟上经济市场的要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约束的 特征已越来越明显，根据本村资源情况和经济发展情况，结合当前农业、农村、农民的实际，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作出了以下的战略部署：

1、发展多种经济，商品粮、养殖业、反季节蔬菜各尽其用

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4700亩的农田中，商品粮生产所占约已达3200亩，是铁岭农业生产中的重头戏，据2002、2003、2004年的收入的平均计算，商品粮每亩可收入700到800元，可为村民带来直接收益300多万。另外，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本来就是因为养殖而发展起来的。该村开始是以铁岭市种畜场为依托而形成的，现在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村委单位，所辖区域包括过去的七个生产大队。借有原来的养殖基础，现在该村仍然从事较大规模的动物人工蓄养。其中以养马、养鹿收益最多。但目前该村仍没有走向产业化经营，对动物的养殖仍是一种简单的蓄养，然后出售成熟牲畜。对养殖业的技术开发，相关产业的市场拓展，以及养殖业加工的产业化生产线缺乏必要的调研和开发。这种简单的蓄养方式缺少技术含量，无法提高产品附加值。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仅靠铁岭市区较大的经济腹地，也适时发展了反季节蔬菜，目前反季节蔬菜种植面积已达40至50亩。除商品粮、养殖业、反季节蔬菜等大规模的种植外，该村也有少量的经济作物种植。这些方面共同组成了该村的生产布局，为盘活该村经济找到了出路。

2、加快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机械化：

虽然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地形多为半丘陵地带，但也有相当的平坦面积，可以引进必要的机械化作业，减少劳动强度，节省劳动时间。在全村3200多亩的商品粮生产中，已有近3000亩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由于近年劳动人口的过剩及外出务工为村民带来较多的经济收入，近几年该村出现了雇人劳动的新现象。据了解，在农忙时，一般近处的村民都会回家抢急，但也有不少一部分就干脆雇人完成农活，一般工价都为25元到40元之间。而且有许多村民也干脆成为了某项农活的专业人员，专门从事雇佣劳动。

3、农、工结合，优化劳动力结构：

在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我们了解到这样一种情况，该村有17人在国外务工，其中有14人为男性，3人为女性。他们多数在日本和南韩，也有部分在印尼和澳大利亚。他们的年收入每人平均可达5万到6万，总计可为本村带来90万之多，远远超出了该村的正常平均水平。据了解，在铁岭市区有专门的出国中介机构，出国人员要经严格审查和必要培训后方可出国，一般这些人员都有相关的保障。这些出国务工的人员当中有一技之长的就更加受欢迎。另外由于该村农业生产的地形特点，气候条件，加上专门的劳动雇佣大军。平均每户用在农业生产中的时间每年只在30到40天左右。所以一般农户中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有大量的时间外出务工，而且不影响农业生产。对于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来说，还有广阔的劳动力输出市场。铁岭市近几年搬进了许多企业，如北晨彩板制造有限公司，（中德合资）铁岭天星、伊格尔机械有限公司，铁岭火力发电厂等都可以吸纳近几千名职工。而且铁岭市近几年加强了市政建设，其中建筑工程，公路维修都可以吸纳不少工人，这些都为广大农村劳动力提供了输出市场。据统计，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每年在本地打工的人数不少于260人，这些人都为本村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农、工的结合使本村的就业结构得到了优化。

四、     目前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的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1、农业用地相对较少：

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现有的4700亩农业用地中，几乎全部用来种植粮食和蔬菜。但在该村的经济收入中，养殖业却占有相当比例，但养殖业所需的圈养土地却比较缺乏。一方面，由于缺少土地，圈养规模无法扩大；另一方面，也缺少必要的土地种植牧草。由此种种，农业用地的缺少就制约着该村经济的发展。

2、村民科学技术缺乏、农业生产经费不足

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人口1457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300多人，村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率为80%左右。“老龄化“与科学技术的低普及率，是制约该村经济的又一大因素。另外，每年村委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也占了相当比例。在该村低保户35户，受扶助人口95人。每年扶助金的发放，每人每月30至70元不等，这些也给该村带来了较大的负担，减少了农业发展的经费。

五、        解决该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全国整体看，解决三农问题是促进农民增收，但东边日出西边雨，农民收入苦乐不均的现象，愈来愈突出。一边是国内多数行业的增势趋旺，城市居民收入稳步上升，另一面是农民山重水复、险象环生。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业不兴，无从谈百业之兴，农民不富，难保国泰民安。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农业发展不上去，温饱难以解决。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做好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关键要解决好发展问题。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经济增长具有一定基础，如果在现有基础上作好如下方面，将来农业发展必大有作为。

1、合理土地配置，发挥土地最大利用率，在商品粮种植、养殖业用地、反季节作物种植这几反面合理配置土地。首先要对市场的变动作好调研，以市场为导向优化土地配置。

2、增加牧产品的科技含量，发展适当规模的产业化，对传统的简单动物圈养加于技术创新，如开办肉制品加工企业等，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3、继续做农、工结合，优化劳动力配置之路，以工促农，使本村农业生产拥有强大资金支持。

 这次“三下乡”活动虽然早已结束，但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我们所去的铁岭市种畜场茨榆台分场只是东北农业的一个缩影。通过调查，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现在的“三农”问题。农业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在生活着九亿多农民的大农村中，还存在着许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想真正认识“三农”问题，找到一条能使全中国农民都富起来的办法，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和探讨。

    从大连市社区建设中看宜昌市社区建设

                   中国需要新战略   提防朝鲜局势

————评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内容摘要：朝鲜核问题已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朝鲜核问题一度升级的时候，是中国的大力斡旋才使朝鲜半岛免于战火，才使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之势得于维系。但国际时局时时变化，各方利益瞬息万变，尤其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来说，虽然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他有积极的表示，但这种积极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美国近几年的表现看， “先发制人”的思想已深深贯穿于小布什政府，如果时机成熟，或者美国从伊拉克战争中及时抽身，那么下一个打击对象，极有可能是朝鲜。而且朝鲜半岛自身就是中国发展的潜在劲敌，其实现在朝韩已经表现出了这种对中国发展的制约关系。从中国现在的实力看，朝核问题中中国还需从长计议。要时刻警惕各种国际主体的潜在威胁，审时度势的在朝核问题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朝核六方会谈   维持朝鲜半岛现状   从长远利益出发

一、           朝核问题的基本认识：

    最近，各路学者、媒体都在热评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会谈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

“中国开始表现出大国的作为。”——北京清华大学外交问题权威阎学通。

    “中国主动态度表示，它想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韩国前国安顾问郑崇旭(Chung Chong-Wook)。

    美《纽约时报》网站连日日就这项最新协议发表文章说，看来这是中国的一个胜利。

举世注目的朝鲜半岛核问题谈判，在中国的斡旋和极力调节下，终于确立了初步的框架，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并最终实现半岛统一的目的迈进了相当关键的一步。随着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落下帷幕，今年内已连续举行了两轮六方会谈。中国对朝核问题解决的推动力度和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国际社会和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协议，一个与会各方共赢的结局，是中国外交的胜利。

在这几次的六方会谈中，中国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在不事声张中贡献着精力与智慧。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好评，显示了了中国在未来调节国际事务中巨大影响力，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声望，表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所具有的国际参与意识，符合当前中国对国际社会提出的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的战略口号。

二、   朝鲜半岛时局之我见：

虽然在六方会谈中关于朝核问题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从实质上看，还是没有出现大家所期望的实际行动。这些等同于口头式的所谓进展，根本就只是与会各方的权益之计，也只是由于各自暂时的打算。如果出现根本的利益变故，那么到时中国也无能为力，甚至到时还会有不必要的麻烦，用我国的一句古语就是“当断不断必受其难”。

所以我却认为，中国的积极参与与斡旋，不仅要着眼于当前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展示中国强大政治的考虑，。中国还需要对朝鲜半岛的新思维：中国应该提防朝鲜半岛局势变化。

首先，朝鲜核问题已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朝鲜核问题一度升级的时候，是中国的大力斡旋才使朝鲜半岛免于战火，才使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之势得于维系。但国际时局时时变化，各方利益瞬息万变，尤其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来说，虽然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他有积极的表示，但这种积极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美国近几年的表现看， “先发制人”的思想已深深贯穿于小布什政府，如果时机成熟，或者美国从伊拉克战争中及时抽身，那么下一个打击对象，极有可能是朝鲜。

而现在的中国，正处在经济突飞猛进与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的绝佳时机。按照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说，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初期大体可划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可划在9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后期可划在20年代以后至50年代，即到本世纪中期要完成西方国家已实现的现代化目标。应该说21世纪上半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为关键时期，但也是极其艰巨的时期。为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和平友好的周边环境。可以说，中国人民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关心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朝鲜半岛地理位置及其历史和现实状况对中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半岛不稳定，必将制约中国的上述宏伟目标的实现。

所以，本人以为，中国不应该在此时此刻对朝鲜半岛下过大的赌注。美国单边主义的不确定性和继续谋求对世界局势的主导地位的追求，在加上日本近年的对华喧嚣政策以及他们的紧密同盟。中国应该着眼于长远考虑，以“韬光养晦”，谋求更长远的内部稳定和周边环境，而对半岛问题双方采取克制和宽容的态度。以求更长远的自身发展。

第二，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无情的证明：中国在朝鲜半岛，不可能有稳定的利益。这个，熟悉中国的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在中原大地是诸侯争锋的春秋战国时代，到秦皇汉武，元、明、清时的中原诸侯霸主都曾对半岛施加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很遗憾，无一例外的表现出：中原（中国）之主很难在半岛上找到自己的根本利益，相反，还会在半岛上栽跟头，陷入泥潭。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固定的民族群体，形成独特的民族性格。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和民族不受影响的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却表现的那么苍白无力。整个半岛民族对外界都是一种骨子里的不信任和抵御。中国，没有必要在朝鲜半岛心存幻想的施加影响力。

第三，一个统一的半岛，不符和中国的国家利益。鄙人认为，半岛的和平统一，不利于中国在新世纪的伟大民族复兴战略。有迹象表明，朝韩经济共同体迟早成为现实，并有可能成为半岛和平统一的重要一步，它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产生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有人认为，走上统一后的朝鲜半岛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理由是韩国将把投资重点由中国大陆转移到北方公路、铁路等基础建设上面，同时由于统一后的半岛将成为规模较大和较发达的经济体并成为中国的强劲对手，因而不利于中国。这是很现实的，一山不容二虎，但在东亚的现实就是这样，朝鲜半岛和中国都是未来经济腾飞最具潜力的地区，无论是投资还是市场，二者都是伯仲之间。而且朝鲜半岛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由于朝鲜半岛的大发展不会象中国的发展更会让西方世界，诸如美国认为具有潜在威胁，所以朝鲜半岛在引进外资方面更具优势。

韩国的经济实力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都可算得上是相当强的，而在现在的亚洲经济正蓬勃发展时期，韩国也表现了很强劲的势头，是世界经济的一股极强力量。这，早已不是什么密闻。而北面的朝鲜，最出名的莫过于它的军事。朝鲜的军事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其雄心勃勃的核武计划，潜艇战略无一不在表明，朝鲜，不是一个可以施加影响的国家。现在，朝韩都设置了半岛统一部门，专一处理半岛内部的各项事物，半岛统一已经提上日程，照目前发展下去，半岛实现统一，只是迟早的事情。

半岛统一后，将成为东亚的一极重要力量，对东北亚格局和中国周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从中长期目标看，半岛统一是必然趋势。目前朝鲜半岛由于处于分裂状态，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尚远不能与东亚现有的中、日、东盟几级力量相比，尚构不成亚太或者东亚的极端力量。但半岛一旦统一，势将成为东亚乃至亚太的不可缺少一极。新加坡学者认为：长远来说 “东北亚安全和政治格局将出现重组，韩朝加强合作，成为东北亚的重要—员”。从国际政治层面分析，统一后半岛将一改过去被大国利用、争夺、角逐的对象，将在未来东亚和亚太国际关系事务发挥中发挥极不寻常的作用。如果那样的话，半岛的地位将发生重大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而现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引人注目的，而且无论是从现在还是长远看，中国的发展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中国才成了许多国家的眼中钉，处处受到阻挠。为了避免在东北亚出现未来的劲敌，维护我国在东北亚这一传统优势地域的优越性，中国应该尽力让半岛维持现状，不让北方武装统一南方，也不能推动南北实现真正的统一。所以，一个不统一的半岛也未尝不符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在我国还未完全统一之时，这种关系更不能改变。

三、   结语：

相对现在来看，中国完全有这个实力和必要，去努力维持半岛现状，不能爆发战火也不能实现和平统一。尽管中国已经在朝核问题上表现了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绩，提升了国家形象和增强了中国在处理世界事物的调解力，但是，随着半岛局势的日趋明朗化，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兼顾长远的国家战略：维持半岛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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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就一直致力于建立民主和谐的法制化社会，而且经过数辈人的努力，我国的法制化进程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当代的中国，出现了城乡的二元分布，城市与农村的法制化进程也随之出现了差距，农村的法制化进程明显的落后于城市，已成为中国法制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又尤其表现在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农村法制化推进缓慢方面，所以如何加强农村的法制化进程已成为当代中国法制化的当务之急。本文就是想从农民的法律意识、农村法制化方面寻求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       前言：我国农村的法制化现状

民主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和一种信仰能够深入民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追求；公民拥有高水平、深层次的民主意识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直接目标之一。在我国，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占全国人口的65%以上，农民民主意识水平的高低可以直接反映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整体民主意识水平。目前，在政治建设过程中，我国已经在农村实施了多项有益的改革，特别是大力提倡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大了对农民民主意识的关注。但是，总的来说，由于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再加上受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的封闭性影响，我国农民的民主意识仍然十分缺乏。这一观点可以从近年来许多见诸报端的报道和相关文章中得到证明。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农民对宪法确认的“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认识不清。
       在报纸上看过有一篇文章题为“把农民当作公民看”。这一题目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现阶段，农民并未能够真实实现其国家主人公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许多“非农民”人员用异样的态度对待农民，还因为农民自身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国家主人——人民组成中的一部分，自然也就不能充分行使国家主人所应享有的权利。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宪法在第二条中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国家又对农民的这种国家主人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多少支持呢？包括农民问题在内的“三农问题”一直被认为非常重要，几乎每年都在呼吁解决，但是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农民的收入依然没有什么起色，仍然有众多的农民面临吃饭问题的解决，面临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治安状况日益令人担忧，法制在农村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正规”法律在农村的日益退出等等。这些也许就是最真切的回答吧。所以，当我们看到农民在对待政治时，表现出参政情绪不高，参政程度不够等情状等，就不会再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了。因为在农民生活中，政治生活几乎已经被排除在外了。大部分农民对政治的关注，至多表现为“听听”，而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根本不会思考和论及。
    2.农民的“公民基本权利”意识淡薄。
      公民的基本权利意识是社会民主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受历史文化传统影响，我国公民特别是农民的义务观念浓厚，而权利意识淡薄。许多农民把那些公正、廉洁的干部奉为“青天大老爷”和“父母官”。可见他们的权利意识严重错位。中国人民大学韩大元教授2002年主持的“公民宪法意识调查”中显示：被调查的农民对于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知识的题目的答对率极低，个别问题的答对率仅有11%。农民权利意识淡薄使得他们在其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大多不知道主张法律的保护或者在知道可以得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却拒绝主张（这也是事出有因的）所以农民的权利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济，尤其是当他们与国家权力相对应时。同时，这也反映出农民民主法治意识的淡薄。
       另外，农民民主意识不高，还可以从农民对待选举权的态度得到证实。宪法赋予每一位年满18周岁的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然农民也毫不例外的享有这项基本政治权利。我国选举制度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体现。但是在农村，在对待选举权上，许多农民是选择放弃的。即使不放弃这项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也是带着随意的心态的。许多农民认为选举与自己没有关系，多自己的一票或者少了自己的一票，不会影响整个选举。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参加选举是我国现阶段实现民主的重要方法。
二、关于农村法制化的思考

农村法制化推进缓慢，究其根源无非是立法、执法、农民守法的问题。国家的立法是国家权威的体现，但现在的问题却是国家权力对农村的控制的加强，尤其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在对农村的约束方面显得异常突出。对于这一趋势，有学者在考察后认为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社会经济和人际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有的司法体制已不能适应这种新形势。比如，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村社会的经济纠纷逐步增多，离婚案件也紧跟城市的步伐大量增加，财产案件也越来越复杂，随着人口的增加争地争资源的矛盾逐步激化导致农村武力冲突不断增加等等。这些就要求司法机关深入基层，以方便农村法律问题的及时解决，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请注意：我在这里强调的是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因为这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前提的）。但是，正像本文前言所提出的那样，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淡薄，使得这些措施并未发挥其所预期的应有效果，相反，由于和农村的实际情况不符以及成本过高等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在部分地区，这种趋势就不断减弱，出现了司法逐步从农村撤出的现象。也就是立法和执法上，农村都成了被抛弃的对象，那还何以谈法制化。

    还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在农民拒绝用司法解决纠纷的情况下，这些纠纷是怎样得到解决的。有资料显示，在正规的国家法制逐步从农村收缩的同时，各地的“私控村”逐步增多。农民已经了解了他们的纠纷可以得到法律的解决，但是这种法律上的解很多时候并不就是他们所希望的答案。当他们遇有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私了”，在这个场合，法律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即使在私了时要求住于法官，法官也是需要很多关于涉案人员的地方性知识的，比如当事人的习惯、脾性、经济状况等，要求法官对这些全部都掌握，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另外一个群体的出现，他们必须是对特定区域内的地方性知识掌握非常好的人，同时，又是有一定权威，能够化解村民之间矛盾，并使这种解决得以维持效力。这一角色通常是由村干部来担任的，但也有例外，在一些仍然由家族控制的村庄，通常是由各自家族中的有威望的人来担任的。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威望在同法律的交易中，一方面使国家的法律得以适用，使国家所要求的秩序得以贯彻，另一方面，也借助法律的身份（或法官的权力）使自己的威望进一步提升，这在同时又阻止了国家权力对农村的进一步渗透。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博弈过程，一方面这种“私了”可以辅助法律的执行，实现纠纷的合法解决，但另一方面，这种“私了”也更加的使法律在农村中地位下降了。

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加上农村立法的实践性较差，决定了农村执法必定非常困难。这些都是农村法制化进程中的瓶颈，是法制化进程的主要障碍。              

三、农村法制化之我见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国家的制定法在我国农村的实施状况：立法本身对农民的保护力度不够；法律和农民的生活实际距离较远，由于法律在制订时并没有认真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真实心理和真正需要，所以导致农民大都避免去应用它们；在司法的实践中，“一刀切”的做法在农村是不太能行的通的，法律必须进行大范围的“本土化”，即地方化。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基于本文的分析，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应当对一些全国性的立法进行全面的修改。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的法制体系都面临着全面修改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接轨”，才能实现中国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开放承诺，才能使我们的民族产业在与世界列强竞争中不会自缚手脚。那么，面对中国8亿农民，我们的政府受否也应该想想他们的真实要求了呢？本文中所提到的“四分之一条款”仅是中国当代庞大的法律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我们如果认真地检讨一下我们的法制大厦的话，像这样的立法又何止上百件呢？所以，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废除那些不符和法律本身的精神和我们的国情的法，代之以良法，即真正是从中国的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广大的基础和一定的前瞻性的法律。

    其次，我们要效仿清末立法时形成的优良传统，进行大规模的民间习俗调查，以及商业习惯等方面的调查，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考虑我们的民法典之类的宏伟工程的完成。而不要整天埋头于书屋，闭门造车，研究一些既晦涩难懂又无多大实际用处的所谓“优良法律”。从法律在农村中的施行现状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法律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法律正是缺少了他应有的经验性，所以才导致人们不去相信它，才导致人们去尽量避免使用它。这就是法律的尴尬，也是立法应该注重与农村实践相结合，在农村法制化的立法环节循序渐进的进行调整与改革。

第三，从法律社会学的专业角度就是要对当今农村的法律制度进行结构性调试。法律制度是人类有组织的一种活动体系，这种活动体系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化加快了这种特定内容社会互动的制度化，在分化和整和的过程中，法律制度的结构日趋复杂化。因此，维护法律制度的健全必须随时进行结构性调试，农村法制就是如此。

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加上各种农村固有的劣根性，使我国农村法制化尤其的艰难，加强农村法制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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